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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印尼《国际日报》总编辑李卓辉

发布人:圣才学习网  发布日期:2012-09-03 09:19  共825人浏览

 

  作者:闻 喜  文章来源:《中国出版》杂志社
 
  2009年6月一个傍晚,笔者在雅加达访问了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《国际日报》,与总编辑李卓辉进行了一次长谈。
 
  《国际日报》社坐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中区古龙沙利大街,占地数千平方米。在一个幽静的大院里,矗立着一幢白色的五层楼欧式建筑,墙体有四个中文大字——“国际日报”。《国际日报》经过几年惨淡经营,有了一定的发展,于2008年6月从相对简陋的办公地点,搬到这幢专属大楼。在大门口的墙体上,一左一右写着“人民日报”和“文汇报”,这是因为《国际日报》社代印代发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和香港《文汇报·东南亚版》。
 
  乘电梯来到3层,这里灯光通明。工作人员集中在两间大办公室内,都忙着写稿、编辑、排版和校对。由于印尼曾经在30多年间禁止华文传播,造成华文人才断层。在记者部区域,笔者见到的都是白首晧发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,有不多的年轻人则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侨生(出生在印尼),中间缺少四五十岁的工作人员。由于华文人才奇缺,排版的多为不懂华文的印尼人。
 
  在总编辑办公室,坐着笔者要拜访的主人——《国际日报》总编辑李卓辉。他是一位老报人,年届七旬,仍然精神矍铄,精力充沛。
 
  笔者与李卓辉简单寒喧之后,便从在印尼办纸如何艰难开始谈起。李卓辉是边工作边谈话,故而我们的交谈时断时续。
 
  虽然是福建籍侨生,但李卓辉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所以我们的交流没有丝毫语言上的障碍。
 
  华文报纸惨淡经营
 
  随着1998年印尼苏哈托政权的终结,印尼进入了民主改革的时代,被禁锢了32年的华文逐渐解禁,华文教育与华文报纸开始重新起步。
 
  从2000年开始,印尼陆续创办和复刊了10多家中文报纸,由于没有读者和广告,多数维持时间不长就关闭了。目前仍然存在的数家华文报纸,大多前景堪忧,要么是发行量极低,一直在赔钱;要么是几度易手,仍然没有起色。其中已经停办或变相停办的主要报纸有:雅加达的《世界日报》、《和平日报》、《新生日报》、《印华邮报》,泗水的《龙阳日报》、《诚报》,棉兰的《华商报》,西加里曼丹的《坤甸日报》等。
 
  这些大多是日报,停办的原因都是由于读者不足,发行量少到1500份到3000份之间,造成长期亏损,投资人不愿继续投资。有些报纸在停办前采取过缩短周期(如改为周刊)等办法,有的则转成内部报纸,或与别的报纸合并。
 
  其中台湾联合报系在印尼出版的《世界日报》曾一度令人瞩目,每天出版对开20个版,但发行量一直没有突破,最高峰时仅有3000份,在维护了5年8个月、亏损300万美元之后,于2007年由台北总部决定停止出版。
 
  目前继续生存的华文报纸,面向全国发行的只剩4家,即《国际日报》、《印尼星洲日报》、《千岛日报》和《印度尼西亚商报》,地方性报纸有四五家,其中有3家还是挂靠于《国际日报》。除渐成气候的《国际日报》外,其他报纸都还是亏本经营,至于发行量,往往少到不能说的程度。笔者在《印尼星洲日报》(由马来西亚《星洲日报》在印尼创办)作客时,听该报副总编辑王敬钫说,每当报纸上刊登讣告广告时,他们都会说:“又少了一个读者!”因为看报纸的都是老年华人。《印尼星洲日报》其实是一家十分成熟的报纸,它的大部分版面在吉隆坡编辑、排版,或者说就是马来西亚《星洲日报》的版面,只有当地新闻是在印尼编排。为了求生存,《印尼星洲日报》于去年底推出一份双语报《嗨》,随《印尼星洲日报》一同发行,期待吸引一批正在学习华语的青少年。
 
  《国际日报》一枝独秀
 
  在这些华文报纸中,《国际日报》缘何一枝独秀?这是笔者对《国际日报》感到好奇的地方。
 
  李卓辉向笔者介绍,印尼《国际日报》源自美国的中文报纸《国际日报》,于华文解禁不久的2001年4月,由美国《国际日报》集团斥资创办,宗旨是“立足华人社区,为华人服务”。创办之初,发行渠道不畅,发行量也只有几千份。报社全体人员上下一条心,终于把这份报纸办出了特色,赢得了市场。
 
  在简陋的条件下,李卓辉到处挖掘人才,虽然都是一批老人,但个个都像他一样精力充沛。采编人员不少都是第一次接触报纸,办报经验不足,最初在技术上离不开美国总部的支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,他们终于可以独立编辑排版了。
 
  在取得初步的成果之后,《国际日报》便一直努力做大做强,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代印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和香港《文汇报·东南亚版》。这些中国权威媒体随着《国际日报》一起发行到读者手中,不另收取费用,大受欢迎。而且《国际日报》不是简单的代印,而是对报纸进行了重新编排。如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原本16个对开版,《国际日报》代印8个版,就把16个版的精华内容浓缩到8个版,这就需要重新编排。《国际日报》还与中国22个省(区、市)的媒体有合作,出版中国地方版,这些合作使《国际日报》具有超大的容量。
 
  在对内方面,《国际日报》吸纳了一些办不下去的华文地方报纸。西加里曼丹的《坤甸日报》于2002年因无法维持而并入《国际日报》,改成了《国际日报》地方版《坤甸日报》。营运亏损的棉兰《华商报》,于2004年由《国际日报》接办,改名《棉兰早报》,与《国际日报》一同发行,如今《棉兰早报》已经发展到40个版。泗水《龙阳日报》停办时,编辑人员部分并入《国际日报》,《国际日报》在此基础上创办了《泗水晨报》。
 
  李卓辉介绍,《国际日报》在发行上采取了有效的方式。每天的《国际日报》在雅加达、棉兰、泗水、坤甸4个地方同时开机印刷,在办有地方报的城市都设有分印点,并随印尼文报纸发行量最大的《爪哇邮报》发行系统,发行到全印尼近百个城市。全国的华人几乎都可以方便地订阅到《国际日报》。为了最大化地发行《国际日报》,《国际日报》与《爪哇邮报》结成合股伙伴。
 
  印尼主流媒体对华人新闻多有排斥,于是《国际日报》在2006年5月出版了印尼文的《国民日报》(Nasional News),让一批不懂华文的华人和印尼人成为《国际日报》的读者,获得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和印尼政府有关机构的支持。《国际日报》在国内站稳脚跟后,就把触角伸到了国外,现在他们每天编排8个版,在泰国随《亚洲日报》发行,让在泰国的华人也能了解到印尼的华人世界。
 
  在走访《国际日报》之前,笔者曾游览了雅加达最大的唐人街——班芝兰。印尼人摆的报摊主要零售印尼文报纸,也有个别华文报纸,见到最多的就是《国际日报》。
 
  举步维艰的办报历程
 
  由于是同行的缘故,笔者对一家在外国创办的华文报纸的编印发各个环节都有兴趣,所以与李卓辉的谈话涉及到非常具体的业务。不说不知道,原来每一个环节都是举步维艰。
 
  说到发行,就离不开读者。目前全印尼有约10万的华文报纸读者,而且大多是55岁上的年长者。虽然《国际日报》占有这其中绝大部分读者,但发行量还是不容乐观。《国际日报》发行量是华文兄弟报纸望尘莫及的,期发量也只有五六万份。笔者问李卓辉,随着华文的普及,读者是否有增加的趋势。李卓辉的回答是否定的,由于30多年禁止华文造成的文化断层,新一代的读者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阅读华文报纸的程度。他说,所有华文报纸的发行量都呈缓慢下降的趋势,《国际日报》也不例外,因为不断会有老年华人离世,走一个就少一个读者。
 
  争取培养华文小读者,几乎是每家华文报纸的任务,他们除了在报纸上大力提倡华文教育之外,就是努力开辟适合小读者阅读的专版、专栏甚至是创办子报。除了《印尼星洲日报》创办的子报《嗨》,《国际日报》也每天编辑专版《学生园地》。李卓辉介绍说,《国际日报》创办之初只有少数人投稿,尤其是文学副刊,写来写去都是那几个老人,如今已经有近千名小作者了,在新一代华人中颇有影响。
 
  《国际日报》利用《爪哇邮报》的渠道发行,有它有利的一面,也有不利的一面。发行人员都是印尼人,对于发行华文报纸《国际日报》并不热心。李卓辉举例说,居住偏远的华文读者要订《国际日报》,印尼发行员就会嫌路远不愿递送。不过印尼是一个岛国,有6000个住人的岛屿,报纸发行本来就很难做。
 
  上次笔者来印尼,对华文报纸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经常刊登整版的讣告。李卓辉告诉笔者,华人婚丧广告是报纸最重要的经济来源,这类广告占到广告总收入的70%,商业广告只有30%。华社或商界一个华人去世,一期可能会有几个整版的致丧广告,是由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团体发布的,有时一登就是一两个星期。就是这样一种几乎成了习俗的奢侈做法,支撑着华文报业的发展。在印尼所有报纸的广告收入中,华文报纸的广告收入只占5%。
 
  《国际日报》一期有几十个对开版,零售价是3500印尼盾(相当于3元人民币)。笔者问李卓辉,印尼报纸是否也像中国报纸一样,需要广告贴发行。李卓辉说,当然需要,不过《国际日报》庞大的印刷开支,完全靠广告补贴,谈何容易。但这几年《国际日报》已经成功地做到可以靠报纸本身赢利,成为印尼唯一赢利的华文报纸。
 
  《国际日报》社有自己的印刷厂,印刷机都是进口设备,但印尼工人的素质有待提高。笔者看了几期《国际日报》,印刷质量差强人意。李卓辉告诉笔者,由于印尼工人不懂华文,有时把版装倒了都看不出来。报社目前有8个排版的工作人员,除了一人外都是不懂华文的印尼人。不懂华文的人在办华文报,这在全世界应该都少见。李卓辉说,编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向排版员交待工作。听李卓辉这样说,笔者这才明白,怪不得有时会看到新闻稿的双标题,回行回得不是地方,图片说明有时也会张冠李戴。
 
  其实年老的采编人员华文水平也是参差不齐,在编写和翻译上常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误。李卓辉说,每当读者指出这类错误,便会让他们感到惭愧和无奈。
 
  《国际日报》的灵魂人物
 
  《国际日报》社董事长是企业家熊德龙,他早年收购了美国《国际日报》后,便计划创办印尼版的《国际日报》。熊德龙最初是想让美国的编务人员来编排,但他们不了解印尼的情况,很难办好这样一家报纸。于是熊德龙想方设法找到已经移居马亚西亚的李卓辉,让他出任印尼《国际日报》总编辑。李卓辉不辱使命,在困难重重的办报环境中,把《国际日报》办出了特色,办出了水平,他,无疑是这份报纸的灵魂人物。
 
  笔者来之前就听说,李卓辉每晚都坐镇报社,亲自签发稿件和版面。作为报社的老总,如此亲力亲为并不多见。笔者坐在李卓辉身边,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在他的办公室,编排人员不断地出出进进。
 
  李卓辉是福建南安人,1938年出生于印尼。李卓辉说,他在苏加诺时代就是一位新闻工作者,当年出任《忠诚报》(前身《新报》)的华文版执行编辑和主笔。这家由华人创办的双语报纸一度因为军方的压力停办,后来在苏加诺的支持下得以复刊,并由苏加诺的亲信加林担任社长兼总编辑。1965年9.30事变后,报社的社长和助理社长都被捕,李卓辉也险些入狱。
 
  回忆起当年,李卓辉告诉笔者,导致开国总统苏加诺下台的事变发生后,《忠诚报》不理会军方的警告,坚持刊登革命理事会的声明,和庆祝中国国庆16周年的社论,结果遭军方查封。加林社长被监禁了10多年才获释。
 
  失去了报社的工作,李卓辉改行当了教师,成为一所华校的班主任老师。结果不到一年时间,华文被苏哈托军政府全面禁止,华校也被关闭。再次失去工作的李卓辉,不得不告别他热爱的华文工作,弃文从商。他进入一家纸厂工作,获得老板信任,升任厂长,在纸厂一干就是23年。之后开始自己创业,成为一家电器的代理商,一跃成为雅加达有名的家用电器代理商。
 
  然后好景不长,1998年印尼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排华事件,李卓辉的家电商店遭到洗劫。为了人身安全,李卓辉一家也暂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。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,李卓辉又拿起笔杆,揭露印尼华人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。他的文章发表在马亚西亚的《星洲日报》和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上。李卓辉很快成了新马报纸知名的撰稿人。
 
  从此李卓辉便长留新马两地,开始以写稿为生。《星洲日报》和《联合早报》从给李卓辉开稿费,发展到两家报纸每月给李卓辉固定的薪酬。李卓辉有了固定的收入,不再为生计发愁,生活也过得十分舒适和清闲。而当熊德龙通过当年纸厂老板找到李卓辉时,他的人生命运才被改写。
 
  对未来充满信心
 
  熊德龙不是一般的华商,他身上没有中国血统,但他有中国心、中国情。熊德龙在印尼一出生就遭遗弃,被一对中国客家人夫妇收养,从小受到的是中国文化教育。熊德龙在商界大获成功后,进入了新闻出版界。
 
  李卓辉和熊德龙作为《国际日报》的两大支柱,对于办报都有强烈的热情。熊德龙善于演讲,公关能力强,他负责外部事务,获得印尼侨社和中国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。李卓辉主内,他的新闻敏感性强,业务精通,让报社的工作有条不紊。和许多中国的总编辑一样,李卓辉坚持自己写社论,分析印尼社会的各种现象,即使是出国访问,到时间也会把社论传回报社。李卓辉的社论在华人参政、争取华人权益和推广华文教育方面,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 
  李卓辉告诉笔者,《国际日报》有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。当他应熊德龙的邀请来到印尼,报社几乎没有什么设备,只有一台陈旧的印刷机和一台计算机,办公室连基本的设备都没有,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做起,堪称白手起家、艰苦创业。
 
  想想当初,虽然现在仍然存在很多困难,但李卓辉对未来充满信心。《国际日报》虽然远离中国,但在运用科学手段方面一点也不比中国落后。李卓辉介绍道,《国际日报》正在筹办国际手机报和网上数字报。说着他打开电脑,让笔者了解《国际日报》的数字报模本,果然和中国刚刚开始流行的数字报一模一样。当然手机报和数字报都离不开中国方面给予的技术支持。
 
  李卓辉最后说,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,华文热席卷全球,在除了中国之外华人最多的印尼更是如此。印尼华文教育已经全面复兴,全国有四五十家双语与三语学校,20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系,孔子学院也成立了3家,不仅华人,印尼人也热衷学习华文,从总统府开始的各级政府机构,都设立了华文秘书组。华文的复兴为华文报纸提供了广泛的前景。
 
  中华文化的传承,报纸能起到重要作用。李卓辉表示,《国际日报》培养接班人是当务之急,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需要新一代来面对,他们这一代人已完成了历史使命。回首走过来的历程,李卓辉深感已经发挥了自己全部的能量,可以问心无愧了。
 
  (作者单位:安徽合肥《铁道建设》报社)
雅加达唐人街班芝兰的印尼人正在零售《国际日报》。(丁剑 摄)